从外交官到人大发言人的傅莹:丈夫称其温婉努力(2)

虽然在着装方面已经有很多心得，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此次发布会前，傅莹还是拿着几套比较正式的服装，让郝时远帮忙看看穿哪套亮相更合适。“我们一起讨论了许多细节。比如，背景板可能是什么颜色？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背景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红色块，背景板之外的墙壁又是灰白色，这些色差都需要考虑进来。”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件宝蓝色西服外套。

郝时远在此次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提案，也事先和傅莹在家里讨论了一番。“去年，我参观完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心情沉重极了，同行的人也都流下了热泪。我当时就开始思考，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我们建起了几百处抗日的纪念设施，几乎每个省都有，但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纪念英烈而立，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勿忘国耻’的悲情之上的，这也容易导致一种‘现代抗日’的心态，缺乏一种战胜国‘振我国威’的豪情，以及豁达的大国胸怀。傅莹曾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现在也负责亚洲事务，一直比较关注中日外交关系。回到家后，我跟她讨论起这个问题，她也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碑，要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很有必要。”

“一直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

傅莹和郝时远都是蒙古族人，自大学时代相识至今，夫妻俩已携手走过数十年，他们唯一的女儿也已嫁为人妇。记者想从郝时远口中问出更多二人间的往事，他“吝啬”地说，那么多件，没法挑出哪一件来仔细说，但有一点，妻子的性格的确一直没怎么变：“大家都说她温婉，我看也是。还有努力，这是她最大的特点，从小就是这样。”

1953年1月，傅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不管走到哪里，傅莹总忘不了内蒙古，她喜欢喝自己熬的奶茶，喜欢听内蒙古的长调，喜欢选择蒙古族歌曲CD当作外交礼物。内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赋予了她开朗、热情的性格，也让她变得坚韧。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阅读。“你刚才问到我们共同的兴趣，那可能就是阅读吧。一有时间，我们都愿意坐下来读书；一有新的书、新的讯息，她都想学习。”郝时远说，知识的不断累积，让傅莹具备了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更养成了思考总结的好习惯。

“文革”期间，因为父亲蒙冤被关押，傅莹中断了中学课程。1970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来到内蒙古西部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待就是3年多。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她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而是像男人一样，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奔走于兵团的各个站点，爬电线杆、架银幕，为战友们放映影片。日后，每每回忆这段经历，傅莹总说让自己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身体的各种极限——饥饿、寒冷、体力透支、精神磨练：“这些体会，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让我能够吃苦、更加坚强，也让我变得更豁达，做事情不那么斤斤计较，乐于也敢于奉献。”

工作的艰苦却并没能磨掉傅莹对学习的渴望与斗志。那几年，她硬是靠着自学，学完了高中各科目的知识。1973年，她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对傅莹来说，能重新获得专门的学习机会太难得，她非常珍惜。除了英语，她又选择法语作为自己的第二外语，可她似乎还觉得不够。大学毕业后，傅莹进入外交部工作。在第一次驻外工作期间，为适应工作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在郝时远看来，“傅莹对未来并没有特别的预期、规划，只是一直努力、再努力，这才有了今天的她”。他说，两会结束后，傅莹可能会接到正式任命，换一个新的角色，到全国人大工作。“但我相信，无论在什么职位，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

在人大新闻发布会首次亮相

我是“新手”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李荣刚

3月4日10时50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台，将印有“傅莹”名字的台签放到主席台正中间。台下出现一片小骚动，“果然是她！”11时05分许，身穿蓝色上衣的傅莹微笑着从新闻发布厅西门进入。如媒体之前猜测的一样，这位现任外交部副部长，正式成为全国人大新一任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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