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的孩子，被贫困“出租”的人生

　　被出租的童年

　　去年回到家的乞儿任芳芳鼻孔间的隔膜严重缺损。她的身上至今有多处伤损，她说都是被“丐头”翟雪峰打的。之后翟雪峰一次性付给任家2万2千元，协议约定“永不追究任何责任”。从不足4岁离家起，3年里芳芳共给家里“挣”来3.7万元。

　　

　　芳芳家有4个孩子。

　　

　　“丐头”翟雪峰展示其与乞童家长的合同，称有法律效力。

　　

　　翟娃蛋的死，以数万元赔偿“解决”。

　　

　　乞儿任芳芳头上的伤疤成因至今存疑。

　　在河南省太康县张集镇，有父母把学龄前的孩子———最小的刚过三岁，出租给“杂技团”老板，在全国各地流浪乞讨，月薪从数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在当地，这样的交易非常普遍。大人们经过一场饭局，甚至一支烟的功夫，就倒卖了一个幼童几年的“使用”权。这些失去童年的孩子改叫老板为“爸爸”，每天必须完成定下的乞讨数额，完不成者，往往会遭到殴打。

　　十几年来，这条利用乞童牟利的血链一直不为外界周知。今年春节，在学者于建嵘发起“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中，7名太康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解救，当地政府派工作组远赴三亚接人，声势浩大。多家媒体赶到太康后，受害乞童的家长站了出来。

　　太康县公安局负责人称，对媒体和乞童家长反映的情况，警方正在调查之中。太康县政法委书记对媒体表示，将严查虐待儿童、强迫儿童乞讨等违法犯罪活动，一经发现，立即严处。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周口

　　2009年12月25日晚，圣诞夜，6岁的翟娃蛋因心肺损伤造成的呼吸和循环衰竭，死于广西。他的尸体停放在桂平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那是他短暂的一生中，躺过的最好的一张床。翌日凌晨，尸体被抢走，医院报警。中午，一群刑警牵着狼狗，在数十公里外，追上了15岁的犯罪嫌疑人翟满响。他被控因强迫乞讨，打伤翟娃蛋后致死。

　　翟娃蛋是河南省柘城县人，翟满响是邻近的太康县张集镇孟堂村人。两人都受雇于孟堂村村民、乞讨组织者翟雪峰。2010年6月，翟满响被桂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缓刑三年。自此以后，他一改之前供述，称打死翟娃蛋的其实是老板翟雪峰，他是被教唆顶罪的。

　　2011年2月10日，太康县7名乞童在海南三亚被警方发现，其中有4人自称来自孟堂村。3天后，太康官方组织工作组赶赴三亚，接乞童们回家。前去采访此事的媒体记者，在孟堂村口遇到了等待喊冤的翟满响。

　　自此，流行于当地多年的乞童行业浮出水面。除了翟娃蛋这样死于乞讨外，还有乞童被致伤致残乃至丢失。这些孩子大多在三四岁时，被父母出租给翟雪峰这样的“丐头”，领到各地乞讨。

　　娃蛋之死

　　他是当地乞童的典型缩影

　　那晚，翟娃蛋一直演到10点左右。他的晚餐，是路人施舍的一个馒头。吃完馒头，又翻了几个跟头，他仰头对“哥哥”翟满响说，我不行了，就是“爸爸”打死我，我也不演了。连续几天，翟娃蛋都在挨打，原因是他被指责在表演中偷懒。“翟雪峰用三角带抽娃蛋，还举起他往地上摔。”翟满响说，作为娃蛋乞讨过程中的监视者，他被授权可以随时“教训”他。“我只是轻轻打了几下。”

　　娃蛋原名叫冯国利，与翟雪峰并无血缘关系。2007年，他被父母租给翟雪峰“学杂技”后，随了翟姓，成了翟的“儿子”，以应付沿路警察的盘查。同样道理，原本辈分是翟雪峰叔叔的翟满响，也成了另一个“儿子”。在太康县的乞讨行业中，冒名是必不可少的惯例。

　　翟雪峰摔打娃蛋，得到了另一个乞童任芳芳的证实。任芳芳是翟雪峰远房的表妹。2007年，芳芳被父亲出租给翟雪峰，成了翟的“女儿”。芳芳说“娃蛋叫‘爸爸’摔死了”。

　　翟满响说，娃蛋死前两三天，一直叫“心口疼”。他走路越来越慢，动不动就蹲下来喘气，有几次还跌进路边的沟里。翟雪峰也道，娃蛋告诉他，“爸，我头晕”。尽管如此，2009年12月25日晚，娃蛋还是来到了桂平市人民医院附近的大广场。这里成为他乞讨生涯和生命的最后一站。

　　罢演后不久，他开始昏迷，从嘴角流出黄沫。翟满响用讨来的钱，从旁边的小超市买来一筒又一筒卫生纸，给娃蛋擦嘴。用了三筒半卫生纸后，超市老板娘拨打了120，要求他们马上去医院。

　　几个小时后，娃蛋死了。

　　“他是个苦命的娃。”翟雪峰说，娃蛋的父亲是个好赌的瘸子，母亲是个瞎子，却生了7个子女。三四岁时，娃蛋刚被出租时“月薪”500元，至临死前，已涨到1000元。

　　娃蛋是当地乞童的典型。南都记者调查的十几个乞童，都出自多子女家庭。所有的家长都说，他们之所以出租孩子去乞讨，是因为“穷”。与娃蛋一起乞讨的任芳芳，母亲患有癫痫，生了4个孩子，全家只有3亩地。父亲任尚田说，如果不让女儿出去学杂技挣点钱，这一家子“饿不死也差不多”。

　　当地父母出租孩子给“杂技团”之风，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六七岁的翟满响就曾跟着同村的翟明中去过东北。翟明中是翟雪峰的哥哥，他们还有个弟弟翟富军，兄弟三人都是“丐头”。在孟堂村，共有11名“丐头”。其中，人们公认翟家三兄弟赚钱最多，“一共三四百万”。三兄弟共8个子侄，一遇吵架斗殴，就群起而上，“谁都不敢惹”。

　　杂技之乡

　　有组织的杂耍乞讨近几年开始泛滥

　　张集镇曾在2004年获得河南省文化厅授予“河南省文化艺术(杂技)之乡”称号。距孟堂村不到2公里的温良村，则是这个杂技之乡的发源地。该村68岁的王广亮说，温良村的杂技是“土改”后，由村民张学道、张廷书和张廷臣引进。不但该村大人小孩学，周边也不断有人慕名来学。当地有谚，“喝了温良水，傻子也会踢两腿”。鼎盛期，全村2000多人，700多人都会表演杂技。

　　根据官方2008年底的数据，太康县所归辖的周口市，有专业杂技团150多个，业余杂技团和杂技班700个，从业人员共1万4千余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第一。

　　翟家三兄弟中，大哥翟明中师自温良村杂技鼻祖之一张学道。擅长骑独轮车和扔火把等。二弟翟雪峰跟着翟明中学会了独轮车。老三翟富军则基本不会杂技。现年41岁的翟雪峰回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小学毕业，十几岁就背起铺盖，和哥哥一道闯荡。当时，农村刚包产到户，社会已不再铁板一块。每到一个地方，翟家兄弟总是先表演几手，然后就兜售自配主要成分是薄荷的药酒，宣称可治跌打风湿。

　　在村庄里，他们表演完杂耍，就会拎着一个口袋，挨家挨户要粮食，作为表演的酬劳。

　　这也是周口杂技艺人惯用的生存之道。直到2001年，翟明中领着一群孩子去东北，还沿袭这个做法。当时，他还带着翟满响父子俩。父亲翟祥明为他开车，儿子翟满响则在村里讨粮食。

　　在2005年前后，翟家兄弟开始组织幼童在城市，尤其是城乡结合部象征性地表演杂耍，主业就是乞讨。温良村老人王广亮说，二三十年来，一直有孩子跟随杂技团表演，但大规模的有组织乞讨，则在近几年来才开始泛滥。“以前玩杂技的出去，谁要来个红薯馍，都欢天喜地，现在你给他个白面馍，他都不要，只要钱。”

　　千百年来，豫东旱涝刀兵频仍，杂技一直是农民们维持生计的最后门路。父母把孩子送进杂技班，主要是为他们找条活路，而不是为自己谋财。现在，都变了。在温良村，尚存20多个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杂技团，主要在歌舞厅表演。其周边村子的杂技团，则主要以杂技做幌子来乞讨。杂技老师免费招收幼童，随便教教，就推介给“丐头”们，中介费最初是学生第一个月的工钱，后来生源短缺，涨为两个月工钱。

　　2005年春，翟雪峰就一次性从邻村王庄寨杂技老师朱法领那里接收了两名学生：7岁的朱秋月和16岁的张凯。朱法领的杂技学校开在自家院里，并没有什么办学资质。两学生中，与朱同村的朱秋月学了几个月的柔功，会一种叫“衔花”的杂技，月薪500元。张凯几乎不会表演，主要就是带领并监视朱秋月乞讨，月薪400元。

　　按照翟雪峰跟朱秋月家签的协议，朱秋月死伤丢失的话，“一律只赔一万块。”翟雪峰说，“这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丐头”最喜欢3岁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在外地打工，要么在本地挣扎生计，这都让孩子成为家庭的负担。“丐头”们领他们出去，还发工钱，负担似乎就转化为了资源。杂技老师推荐的人手有限，“丐头”都得亲自物色乞童，边教边用。翟满响、娃蛋和任芳芳等，都是翟雪峰直接与家长谈妥的。对交易双方来说，一顿饭，一根烟，就可以决定一个幼童数年的归宿。

　　孟堂村还有一个“丐头”叫翟文志。两年前，翟文志在邻近的淮阳县刘振屯乡，遇到了住在窝棚的刘中振一家。他丢下200元钱，就领走了刘5岁的女儿刘玉珍。

　　一定程度上，这些生活在贫穷中的家长还依赖“丐头”们。翟雪峰自称，“娃蛋太调皮，芳芳太笨”，他本不想要，都是他们的父母求情才收留的。据翟满响介绍，娃蛋和芳芳被“爸爸”看不顺眼的结果，就是经常挨打。

　　2009年12月26日凌晨6时左右，娃蛋死后数小时，翟雪峰的大儿子翟武坤闯进桂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4楼，裹上娃蛋的尸体，沿楼梯间走下楼。医护人员赶来阻拦，双方发生肢体接触后，翟武坤抱尸冲出医院。

　　“差点打起来了。”翟武坤说，他之所以抢尸，是怕医院把娃蛋火化了，没法给他亲生父母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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