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国人生育意愿各异 少生孩子蔚然成风(2)

早在2006年到2010年，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带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与江苏省人口计生委合作，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选两个县开展《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在符合生育二胎条件的4284名城乡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孩子的不到10%，打算生二胎21%。调查对象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

“这表明，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的首要因素。”顾宝昌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总的来看，少生孩子蔚然成风。

薛惠琴还算过一笔账。在北桥，3万多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000多人，三分之一是老人。如“放开单独”，城镇人口第一年申请生育的人肯定会多，“毕竟积压这么多年”。但以后每年增加的新出生人口，不会超10个。

“城乡政策不统一 不利地区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苏州已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地区。市育龄妇女综合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远低全国平均水平。

多年来极低的生育水平，还致苏州本土居民越来越少。目前，苏州市常住居民1300万，其中户籍居民630万。流动人口超户籍人口。

苏州外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低于户籍人口。2011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抽样调查显示：16~59岁外来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户籍从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1.66年，即多为高中毕业。

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国玲指出，30多年来，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农村的计生政策松；针对本地户籍人口的计生政策紧，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计生政策松。

有人认为，有紧有松的生育政策，反而限制的多是有固定工作、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能为孩子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的人群。以秦强夫妇为例。秦妻如果没有工作，因为农村老家还有房子和老人在，户口可以迁回去，反而能合法生育二胎。

“城乡二元且逆城市化倾向的生育政策，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矛盾已非常突出，调整非常紧迫。”杜国玲说。

政策调整承诺到期 调整方案尚未出台

2010年，是一项“30年的承诺”到期的时间。

这份承诺，源于《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它发布于1980年9月25日。

《公开信》承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2010年年初，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十二五”期间，稳妥开展实行单独家庭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试点工作。

据《财经》杂志报道，最终，按省份逐步放开的“单独二胎”方案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交至国务院。但政策调整未取得高层共识，方案被“无时间表”地搁置。

时隔3年，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让生育政策的调整再度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少于2.1被称低生育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推算，现在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6。

专家测算，如果“单独二胎”逐步放开，生育率将从1.6回升到1.7－1.8左右，依然符合“长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国家政策预期。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分批放开“单独二胎”已没必要。二胎生育意愿此前基本释放，“单独”政策能影响的，绝大多数是生育率很低的城市人口。

今年8月至今，国家卫生计生委多次回应放开“单独二胎”试点传闻，主动提到正制订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有消息说，近期，上述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等待批复。前日，卫计委例行发布会上，有媒体提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是否将出台有关二胎的新生育政策。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未作正面回应。

不管怎样，政策尘埃落定之前，作为实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人员，薛惠琴只能对前来咨询的居民们说，“要是孩子生下来，政策还没变，你们要做好挨罚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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