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公安局教导员自杀 曾投千万元参与民间借贷(2)

当年，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

2011年，当神木的借贷狂潮走向疯狂时，同样靠煤炭发家、相距一百公里以外的鄂尔多斯爆发民间借贷危机。

讽刺的是，后来成为神木民间借贷“明星人物”的龚爱爱，曾作为榆林市人大代表在2011年度的榆林市两会上，建议“市政府要把打击非法融资、整顿金融市场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集中清查非法经营融资的企业和个人，打击非法融资的单位和个人”。

但是，神木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雷正西曾表示，小额贷款公司是“该县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加快激活民间资本，解决广大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融资难题的具体实践”。

到2011年的岁末，几乎神木的每一分钱都在涌向地下金融市场。当然，煤炭资源让这个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至2011年，这座不到50万人口的县里，资产过亿的富翁超过2000人。但民间集资卷入的，不只是这些亿万富翁的钱。很多农民卖鸡卖鸭，凑万把块钱入伙；54岁的张艳华，神木县街头一位卖烧饼的大姐，把60万元投入了民间借贷系统。

“我本来想买一套房子，但是神木的房价涨得太快啦，我就想吃一点利息，等钱够了再买。”张艳华毕生的积蓄，在黄金大王张孝昌那里换来一张A4纸大小的借条，用水性笔写着“今贷到……”的字样。上面没有公章，没有公证，也没有抵押物，仅仅在签名以外按了两个手印。

张艳华的信赖来源于她嫂子对张孝昌财富的描述。“我嫂子在新世纪广场二楼卖衣服，张孝昌的金店就在一楼，她说人家有几吨金子，还能跑了？”

一夜暴富后的神木县，市民们的金融意识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熟人社会时代。动辄上千万资金流动的背后，靠的不是专业的会计师和财务报表，而是各种近乎传奇的财富传说。

神木这些民间的金融大鳄们，在坊间往往有着一个绿林好汉般的称号，除了前面所提的“黄金大王”、“神木四大富婆”之外，神木还有——

“集资大王”刘旭明。他的豪华婚礼一直为人所称道。2010年，他从外地空运二十多辆加长林肯做婚车，并请了众多明星站台，整个婚礼据称花费超300万。最终刘旭明吸纳了上亿元的存款，并于2012年11月跑路。那个冬天，多名入股者赶往其吹嘘的“阿拉善左旗12平方公里露天煤矿”查看时，发现那里“一片荒凉，就像野地一样，啥都没有”。

“80后有为青年”乔秀峰。他“吃火锅”的豪举也曾在神木传为美谈。据传，乔秀峰陪乌海的政界朋友去四川吃火锅，来回打“飞的”一次消费8万元。这使得乔在民间融资信誉度居高不下。

2012年3月，张艳华从张孝昌手里拿到头三个月的利息，45500元。“这可比我卖烧饼赚钱多啦！”她没往外取利息，还添了4500元，把存款凑成了65万的整数。6月时，她又添了1250元，账户上的数字跳到了70万。此后，她没再往里添钱，也没再过问利息，“安心等着够钱买房子”。

张艳华卖烧饼的钱通过民间集资渠道流向哪里了呢？煤矿。当煤价高企，热钱涌入时，煤矿的倒手价格呈几何级增长，跟进的贷款也有足够的利润空间保证利息。

老家在神木的广东公务员折师雄曾亲眼目睹财富的神话在他身边上演。

“我的表哥的一个叔叔，本来是个老婆都讨不起的光棍，一分钱没有，空手买了一个煤矿，90万，签协议说一周内给钱；过了两天，这个矿就涨到了6000万。”

而在煤炭价格逐渐回落的2012年，神木县银行系统率先闻到了寒冬将至的味道，放缓了放贷的速度。以当地贷款大户神木农村商业银行为例，至2012年8月末，其累计发放煤炭企业贷款2.9亿元，同比下降了7.318亿元。但神木县的民间借贷系统却没有跟着相应冷却下来。政府也未给予任何警示。

让领导和大户先走

张孝昌案处理中优先获得照顾的大户中，多有官员或官员入股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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