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年轻工人现状调查：厌倦并依赖着(4)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因为不一样的缘由，他们的打工轨迹在去年的11月1日重合到一起——坐到了富士康的流水线前。这些吃苦惯了的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意。有人甚至想，有规律地吃饭、睡觉就是一种幸福。

不过，少有人愿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

只是想想而已。离开富士康后，没找到太好出路的张顺地回到了建筑工地打工——那是他16岁时的第一份工作。

打工始于16岁

来富士康打工，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那边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2008年时，范振鸣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第一站是县城里的小汽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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