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钿：即将到来

 

（Andrea Rossetti/图）

活跃在当代艺术圈的“90后”中，孙一钿无疑是抓得一手好牌的那个幸运儿，她既是画廊和学术机构青睐的那类国际化创作者，也是时尚品牌和收藏市场的宠儿，作品涉及绘画、装置、行为、时尚跨界……二十多岁、刚刚离开央美校园不久，她就被亚洲福布斯评为“30岁以下杰出青年”，又在过去的两年里前后获得罗博之选The Best of Best 2022“年度青年艺术家”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22-2023“年度出色创作者”。

2023年对于孙一钿是高强度的一年，她重归校园，在清华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国内群展不断，国外展程连连，4月在柏林的个展《肖像》开幕，紧接着就是10月17日在巴黎的个展“Once Upon a Time”（《很久很久以前》）。她那些标志性的塑胶玩偶，来自西洋流行文化，也暗藏着东方的密码，在巴黎地标芳丹广场的老建筑里，形成了独特的口音：外国观者会从图示的熟悉感里嗅到一丝微妙的异国情调。

博导汪民安曾建议她用双线程的方式完成博士学业：白天画画，晚上读书。但其实操作起来很难，“画画还是非常烧脑，画了一天的画，晚上真的很难再啃得进学术著作”，于是她把时间分割成不同的区间：展览前闭关密集画画，待画统统运走后就开启学术模式。

 

2018年，《一钿 a twinkle》，上海，BANK画廊

北京的五任工作室

在9月巫鸿策展的余德耀美术馆《跨界——可能与回响》展览上，孙一钿与自己曾经的作品《有蓝色翅膀的粉色恐龙》再次相遇，那是她2017年左右的作品，整个“人造物”系列开始不久后的代表作，“办完展览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它”，时隔五年，在展厅劈面相逢的时候，“跟见到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或者孩子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你会回忆起你当时画它的场景，甚至回忆起你画下的每一笔，那个时刻是下午3点，你画那一笔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落笔的地方，对，突然间，从你的潜意识里面被捞起来的那段记忆……”

记忆一瞬间全涌回来了，一幅画为她打开了通往过去的一个虫洞，不仅仅关于那幅画，还有包裹着那幅画的一整套生活：那时候她还在读研，跟当时的朋友在费家村共用一个工作室，那里有一方人造池塘，到了夏天，池塘里挤满了荷叶荷花，周围聚居的都是搞艺术的，隔壁邻居是个舞蹈家，还有摄影师，整天彼此串门，去池塘钓鱼，吃大锅饭：炖甲鱼，麻辣小龙虾……度过许多个热热闹闹的夜晚，仿佛乌托邦。

那是集体生活的挽歌，跟学生时代几乎同步消亡，“现在我没有集体生活了，只剩下工作。”在工作室贴着小稿的墙上，能看到工作狂的痕迹：展览事务日程表被精确到每一天，列成清单贴在显眼处；而不显眼的地方，密密麻麻用铅笔写了一整排的“45”，其中不少“45”已经划掉——这是好学生孙一钿逼自己专注画画的方式，她相信每个45分钟是一个注意力集中的周期，学校的课时就是这么设置的，每认真画完一个45分钟，她就把它划掉，然后允许自己有一次小小的课间休息：她一度喜欢使用高饱和的荧光色，长时间作业和凝视之后，眼睛会超载。

 

《跨界：可能与回响》展览现场，上海余德耀美术馆，2023年（余德耀美术馆 Alessandro Wang/图）

这已经是孙一钿在北京的第五个工作室，也是她认为“最豪华”的一个。所谓豪华，是指拥有暖气和冷气，而且有挑高的屋顶，天顶开窗，引来稳定的自然光，大开间的门，方便运输大尺幅作品，二楼三楼是储藏室和卧房，有足够大的架子放她过往的作品，有一张床让她熬夜画画的时候可以卧倒——一个架上艺术家所奢求的，无非就是这些。

此前的其他工作室，只能用简陋和颠沛流离来形容。她会掰着手指细数：第一个工作室在方舟苑，央美旁边的住宅楼里，空间和光线都局促，没法施展开画大画，画面的尺幅稍微大一点，颜色关系和深入程度就都不对。第二个在费家村，那是一段快乐时光，却遭遇强拆，一批艺术家像被驱逐般撵走了。第三个工作室在火鸡厂附近，有一年夏天突然漫大水，把她大部分画都泡了，于是逃也似的离开那里，搬到陆界。第四个工作室，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她在这个冰窟里熬了三个冬天，脚踩一方小小的电热地毯作画，手一会儿就冻得冰凉僵硬，只能塞在屁股下面暖一暖，然后继续画。母亲从温州来看她，感受到南方从未有过的极寒天气，到了夜晚，工作室四周漆黑一团连路灯都没有，忍不住叫了起来：女儿！你在这儿是遭的什么罪啊？！

 

《很久很久以前》布面丙烯，205cmx158cm，2023

一幅画可以这么画，也可以那么画

母亲可能是最早在艺术上给予孙一钿支持的人。小时候父母给报了许多兴趣班，她是那个一看要弹琴就哭起来的小孩，但对画画却很主动。4岁开始习画，到了小学，父母让她上了温州少年美术学校。

在中国其他省份，这种针对小学生的美术专业学校极为罕见，背后对应着的是东南沿海民间美术教育的旺盛需求。这些小学生被一种近乎全能的美术理念培养着，他们要学国画，也要学西画，素描、色彩、速写都是必备的基本功，他们要下乡写生，同时每周都要交书法作业。“我们小学其实培养出来很多人，像这次亚运会火炬，就是我们师兄设计的，包括浙江现在活跃着的建筑师艺术家，你一问，很多都是这个小学出来的。”

在艺术圈，用“优等生”表扬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孙一钿确实一路都是优等生。她的小学并不因为是美术专科而放松对文化课的要求，很多学生后续也会去上普通中学和综合性大学，不见得都一门心思想成为艺术生。孙一钿中考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温州中学，但同时，她在艺考中也拿到了国美附中和央美附中的录取通知。

 

《简易棚》纸本水彩，25.3cmx19.1cm，2009

她选了央美附中，因为可以去北京，可以名正言顺地“离爸妈远一些”。

对孙一钿来说，央美附中是自由而神奇的地方，她仿佛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全新的感官。她至今惊奇自己在附中的时候竟然看了那么多小众电影、那么多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深奥书籍，“很多我现在压根看不下去的大闷片，那时候居然囫囵吞枣看进去了，很多哲学书其实一知半解，为装酷就硬读，周围的人也都不听流行音乐，都在听非常文艺和小众的东西，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在附中，不主流是一种主流，这些硬吃下去的营养，不知不觉成为她底色中的一部分，“对我艺术上最大的启发，就是什么都愿意尝试，什么都感兴趣，人在那个年龄突然被打开之后，就意识到，原来一幅画可以这么画，也可以那么画。”

她至今保留着附中时候的速写集，那时每周都要交大量速写，老师会在交过来的作业上盖戳表示已阅，防止学生拿以前的作品来交差。为了赶出海量的作业，她们会去北京站通宵熬大夜，画在车站过夜的乘客。天南海北的异乡人，外貌和打扮形形色色，疲倦入睡之后动也不动，是唾手可得的现成模特。暑假回到家，趁母亲洗澡，她在一旁画人体写生，母亲坦然由她去画，并不扭捏。

从央美附中毕业后，她被保送央美，高考成绩文化课在艺术生中高得出奇。从央美毕业后，又直接保送央美研究生。孙一钿说，她是那种自驱力旺盛的人，学业生涯，不过是“顺水推舟”。也正是出于学霸的自觉，在当了几年艺术家之后，她又去清华读博士。

 

《肯》木板丙烯，45.5cmx38cm，2019

自然物与人造物

孙一钿广为人知、市场表现最好的系列是“人造物”，画面大多是充气或塑胶玩具，但她另有一个秘而不宣的“自然物”系列，是她从16岁开始创作的，面向“自深深处”的一个系列，花朵、果实、山川、树木，都成为她凝视和再现的对象。但“自然物”却从未拿出来展览过，孙一钿把它们挂在自己工作室的墙上，仿佛私人档案。

“人造物”是水面之上炫目的浮子，“自然物”仿佛水下之锚钩。

“很多人到了我工作室都喜欢这个‘自然物’系列，上次有个姐姐过来，说这一组小画把她看哭了。”她在这个系列里融入大量的媒材实验，喜欢用一些儿童手工材料，比如一种叫“珍珠泥”的宝宝泡沫珠，可以用来塑形，也是玩具厂里的常见原料。后来发现一种日本的纸浆粘土，造型力和耐久度上佳，可以在画面上营造出类似浅浮雕般的空间效果。

 

《让我抱抱》布面丙烯，200cmx133cm，2015

“人造物”系列令她一举成名。她画的那些光滑、饱满、怪诞而又带着虚假甜美的玩具，为她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关注和藏家，价格也一路扶摇直上。作为一个温州孩子，她的童年记忆便是各色各样的人造物。“在我小时候，当我们说要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到你家的厂里去玩。”

几乎家家都有厂，鞋厂、眼镜厂、塑料制品厂、打火机厂……偶尔也有玩具厂，玩具厂不多，但对一个孩子的视觉冲击力却是巨大的。这些小商品的厂子都保留着简朴的生产格局，厂房往往连带着几居室，家也是它，厂也是它。改革开放之后，物质，以及由物质带来的生产，在温州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冒头。有意思的是，她的国际藏家对她画的这些东西也心有戚戚焉，他们告诉孙一钿：你画的那种人造物突然爆炸式丰富的时代，也许是中国的90年代吧，但在欧洲和美国，就是我们的60年代。也正因此，他们在孙一钿的画中感受到同样的兼带着怀旧和反思的复杂况味。

这种共通性，在孙一钿的画面中并不罕见，仿佛暗藏的文化密码。她画巨大的偶像，容貌和五官都是西洋流行文化里常见的，但是那一方弯眉，和单眼皮的处理方式，却来自工笔国画，嘴唇似笑非笑的角度，是她依照佛教雕塑的经典形象画的。这种形象出现在展墙上，以一种俯视的姿态面对观者，无论观看者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微微一愣，在似曾相识中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对。她画的《瓷母》，一方小小的白瓷塑像，双手合十，以静默之姿站立在丛生的树根之间，这是西方家庭里常见的瓷器圣母摆件，但奇怪的是，同时也很像中国家庭供奉的德化白瓷观音。

孙一钿说，在她的家乡，信仰体系庞杂，小时候她家中礼佛，常年供着观音，但到了姨夫家，他信天主教，家中供着圣母像。作为小孩子，她常常感到迷糊，在她眼中，那慈祥慈悲的女性面容并无本质的分别。手工艺品的本土化，加深了这种审美上的互相借鉴。姨夫家常常有神父出入，除了神情比较超然和淡漠之外，她看不出神父跟普通乡邻有何分别。当地的教堂亦如是，形式是欧化的，但带有浓浓的中式装修风。

她热衷于在不同文化中翻检这些共通的蛛丝马迹，出于一种对图像的好奇。她画美杜莎，在画册里翻看卡拉瓦乔等一众经典名画，美杜莎头顶的蛇全是活蛇，画家要着力画出那种扭动纠缠的暴力感，栩栩如生，那是文化经典输出给她的符号。而在她的私人记忆里，美杜莎只是小时候看见妈妈范思哲包包上的logo，当时令她讶异，干嘛用一个凶怪女人的脑袋作标签？为了画出她自己的美杜莎，她在网上买来一堆橡胶塑料的盘曲之蛇作为参考，它们的凶残、斑斓只是虚张声势——“我就是要把它们都画成假蛇，逼真的假。”

她的工作台上堆满这些人造玩具，它们也成为她画中的原型：原装的芭比，盗版的芭比，被揪下脑袋的肯，赤身裸体的肯……第一次画只有脑袋的肯，她把大家吓了一跳，引发了包含着“女权”、“女性复仇”、“消费男性”、“女性反向凝视”等热词的大讨论，但她坦承，自己无非是出于视觉上的动机，把自己的朋友画成了肯，类似在画布上过家家。

 

《傍晚》木板综合材料，20cmx20cm，2016

世界矮了七厘米

孙一钿对性别议题的兴趣一直都在。上大学的时候，她托家乡的熟人，让她去妇产医院观摩女人生孩子，那是温州最大的妇产科医院，也是她自己出生的地方。她看见成群结队的女人在产床上辗转呻吟，她们面目模糊，一切女性特征都被隐去了，重要的只是身体中段那巨大的隆起和即将撑破的产道，仿佛那就是她们此刻唯一的生物属性，她们共同的身份和命运。她把这种感受做成了一组作品，起名为《即将到来》。那一年，她22岁。

“即将到来”的也许是新的生命，也许是她即将步入其中的成年生活。但对孙一钿来说，“即将到来”更像是发生在自然界中的某个时刻，“在我的家乡，南方有很多雷雨，那种突然降下的大暴雨，天黑压压一片，白天好像晚上，雨点巨大，倾盆大雨，然后电闪雷鸣。我小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记忆，我站在我家的窗户下，看着外面的大暴雨，天突然间亮起来，然后才会从远处传来一阵雷声。我的‘即将到来’，就是闪电已经闪了、雷还没有来的那个时刻。我又紧张又害怕，又期待那个时刻到来。”

她不解释她的画面，任由观者得出他们的解读，无论是性别议题、流行文化议题、物质议题、消费主义议题……她都安之若素，正如她那幅《瓷母》，信观音者见到的是观音、信圣母者见到的是圣母一样，她相信任何观看，首先折射的是观看者的文化记忆和信息储备，而不是创作者的意图。

博士论文即将开题，汪民安建议她说，你写写消费主义吧，言下之意是跟她画的议题有关联，写起来更容易有心得，她也觉得合理，只是担心自己逻辑能力不强——写论文的学术构建跟她驾轻就熟的画面构图，完全是两码事。汪老师有时也会从“消费”的角度问她：听说你一幅画已经卖到百万级别了？她吓得只摇手：老师老师，咱千万别聊这个。

 

《瓷母》木板丙烯，54cm x 45cm，2023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孙一钿举双手赞成，但她的理由跟张爱玲并不一样。她担心的并不是成功来得太晚，导致滋味不够甜美，而是她相信，年少成名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可贵的松弛感，可以更加从容舒展地去做艺术。那些被命运折磨得太久、百般挣扎都难以胜出的艺术家，有时不免被成功的渴望和生存压力扭曲，导致动作变形，做出匪夷所思的选择。

“我只有第一次展览卖画的所得对我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意味着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一名独立艺术家。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在跟父母打预防针，要他们做好我可能毕业后没工作、不得不回家啃老的心理准备，那笔钱给了我极大的自由。来自金钱的快乐就到此为止了。那之后卖出的任何高价，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她天然地意识到，她这一代的女性艺术家，但凡在事业上取得一点进步，就必然要替全体女性发声。“女性艺术家加上年少成名，别人很容易就会说：是不是因为你的容貌？是不是你背后有什么人在帮你抬价格？”女性不可能仅凭实力就取得成功吗？承认女性优秀很难吗？孙一钿的回击之道，就是用更全面的自我强大令他们闭嘴，这是从小到大一路当优等生建立起来的自信，也是她重返校园读博的动力之一。

在她工作室墙上钉着的诸多草稿中，有几幅充满力量感的高跟鞋小稿，猩红色高跟鞋的鞋头并在一起，跟分立两侧的鞋跟拼成一副女性骨盆的形状。孙一钿一直记得少女时代读过的某个台湾男诗人的诗，写的是女孩子脚蹬高跟鞋时的感受——“世界矮了七厘米”。

孙一钿身高1米72，踩上7厘米的人造高跟鞋，比很多男性都高。

在一个矮了七厘米的世界里，她继续向前走。

（图片致谢艺术家、BANK画廊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余德耀美术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责编 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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