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和身边的人绝大多数仍相信共产主义(2)

任志强：我们跟很多人道过歉，只是觉得从良心上来说，我们该这么去做。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的时候吧，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当时的高年级学生做得更过分一些，他们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给“反革命”道歉，是一种反省，一种怀疑，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

任志强：应该说当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造反队就开始出来了。红卫兵时代，真正加起来，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初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

先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打倒，紧接着我们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班级5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40个人的父母受到影响，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响以后，整个班里的情绪就不一样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还能进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陶铸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南方周末：怀疑不是领悟。你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远和华润的合资、上市、路演。那段历程对你现在的思想是否有决定性影响？

任志强：是有影响的。走过那一段历程，看过资本主义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强烈的感受是我们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场的东西了。而我们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落后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中国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怎么会变成需要依靠投资拉动等等。

南方周末：这个制度单指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了政治体制？

任志强：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我微博里面写到过，很多人问，取消粮票背后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表象。

表面上不触及政治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上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参与者才要按手印。后来这项改革推动了法律的变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制。

我们现在争论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话，企业家根本用不着谈政治。

美联储主席是四百多个企业家联名向总统提名的，这是关心政治还是关心经济？他们认为这个人做美联储主席的话，可能对经济制度更好。他有表达渠道，有这种表达渠道的话，大家也就不需要谈政治了。

南方周末：这些转变，是你现在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的思想基础吗？感觉你做这项公益活动的目的是唤醒，唤醒什么？

任志强：“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特殊的渴望。再进一步讲，当时我们只看见镜子光面，没有看到镜子反射出来另外一面东西，我们不希望现在仍然如此。中国这个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要唤醒，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你们可能认为多元和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多元最终可以不和，共和最后还是要达到“和”，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

你会看到，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思想一致；甚至有时候坐在台上两位嘉宾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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