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夫人齐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忆仲勋(2)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受“抢救运动”的影响，一时间，“特务如麻”的阴影和“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着绥师，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学生家长对此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这引起了绥德地委和仲勋的重视，决定把绥师作为领导绥德地区整个部署的重点来抓。为了加强领导，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来校任党总支书记，党总支派学生党员代表到地委请示汇报工作。这时，仲勋亲自接见了我和白树吉。在仲勋宿舍兼办公室的窑洞里，我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谈话中，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协助党组织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党组织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仲勋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明确了方向。同时，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令我十分敬佩。

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

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我和仲勋举行了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抗大总校负责人李井泉，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等。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了。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过多关照。这一年夏天，我从绥师毕业后，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6年任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我后来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一段时间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并在那里经历了全国解放战争。我参加了绥德县1946年至1948年“义合会议”前后几个时期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对西北局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干扰，有了切身体会。仲勋领导土地改革的正确做法，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他在仲勋提出的关于纠“左”意见的报告上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和各县的土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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