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力宝曾买下纽约帝国大厦一层楼 巨资支持李宁(2)

1991年，健力宝在纽约买下了帝国大厦整整一层楼，但海外市场拓展并不顺利。1997年，38层的健力宝大厦未经三水政府批准而在广州建成。高价买楼之后又高价造档，令李经纬招致大量举报信。

彼时的健力宝，各项经济均排名中国饮料行业第一，集团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这一年是健力宝的鼎盛期，也是李经纬人生中的最高点，“骄横”和“狂妄”成为对李经纬的一致攻讦。

10多年后，当人们回顾李经纬大起大落的人生时，往往用“生于市场，死于体制”作结，殊不知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那些潜藏的性格因子，早已成为揉入政商关系中的一颗颗的沙子，只是头顶光环的李经纬彼时很难发现。

一名跟随李经纬长达14年的中层，用一句话来总结李经纬的败局：“他是市场经济学的天才，却是政治经济学的白痴。”

两次错失上市机会

1990年和1991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挂牌，香港股市也向中国企业敞开了大门。证券市场被赋予了帮助国企改制脱困的“历史使命”。

1993年，健力宝被广东省列入第一批上市企业名单。李经纬却认为“时机不成熟”，放弃了。这一次“错过”令他十分懊悔。

1997年，“国退民进”的号角已经吹响，MBO（管理层收购）成为资本市场最时髦的名词。李经纬迫切希望健力宝能够在香港H股上市，同时一次性地解决经营团队的股权问题——当时李经纬已经59岁，按照国有企业60岁退休的规定，他显然到了为自己退休后做打算的时候了。

然而，地方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方案。“如意算盘”落了空，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同时将健力宝总部迁往广州，政商矛盾变得公开化。由于两次错失上市机会，再加上健力宝大厦耗资过亿，健力宝错失了再上新台阶的机遇，以1997年为转折点，经营状况掉头直下。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市场经济逻辑，与资本主义下自然形成的不同，“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讲，就是仇富，名利只能取其一。

对比1984年创业的几家公司，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李经纬显然清楚地看到了“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但由于在路径选择上操之过急，意气用事，坚持“一步到位”，最终将自己和健力宝挡在了资本市场的门外。

1999年至2001年，健力宝经营每况愈下，出售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李经纬多次提出由管理层自筹资金收购健力宝股权的方案，均遭到三水市政府的断然拒绝。

李经纬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慕名而来的新加坡第一食品和杭州的娃哈哈等都被他软硬兼施逼出谈判席。2002年1月9日，李经纬当面质问时任三水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贻伟：“同样是4.5亿，三水市为什么一定要把健力宝卖给外人，却不肯让我们买回来？”李贻伟当即表示：“要买可以，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是李经纬唯一一次“触手可得”的机遇。可是，命运却再次残忍地戏弄了李经纬。2002年1月15日，一场签约仪式仓促成行，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

“原罪”的牢笼

国有资本退出的战略选择，在操作中变成了与企业家的MBO诉求赛跑，仓促而且草率，李经纬输了。

在这场签约仪式上，彻底出局的李经纬默默地坐在会场左边的角落里，难掩悲愤。而最右边的李宁，则紧咬双唇，深埋头颅一言不发。

第二天，李经纬“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见诸报端，观者无不为之动容。9天后，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有从轮椅上站起来过。

2002年10月，李经纬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李经纬及其团队中的杨仕明、黎庆元、阮钜源、于善福，前4人相继被双规和拘捕，而于善福则“出逃”国外。检察院在立案文件中称，2000年6月，包括李经纬在内的5名原健力宝集团高层，利用公司职工福利资金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其中李经纬投保了两个险种，保费为331.88万元。

李经纬在任的18年间，健力宝为政府贡献利税28亿元，而涉案的300万元款项在当时仅相当于一些上市公司老总的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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