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县委驻京“流动党工委”探索创新农民工党建工作

信阳网讯　　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隆重召开。在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中，有26名农民工党员代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被媒体称之为“新兴产业工人群体的代表”、“党的新鲜血液”，展示着中国党员队伍的新风采、新面孔、新活力。

　　改革开放30多年间，涌动在全国城乡的劳务大军，成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首先活起来的是农村，流动起来的是农民。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冲击着长期固守的城乡二元化体制结构，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离乡进城的农民工有2.6亿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群体的支撑、牺牲与奉献。

　　如何发挥他们在农民工队伍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通过党组织强化对农民工的教育、管理，也成了我们党执政和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本文的故事就从对这个时代重大课题的探索中开始了……2009年初，北京西三环，紫竹院公园西南角一栋建筑的门口，挂出了中共固始县委驻北京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流动党工委”）的牌子。

　　“听说有县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没听说过有县委驻京委员会的。”时值北京市清理地方驻京办的当口，这块并不显眼的牌子，仍然引人联想。北京某报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河南固始县设驻京党委引质疑》的稿件，全国多家报纸、网站转载。一下子，这个地方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风来得快，去得也疾。因为记者们一调查，这个牌子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真真正正是在做农民工流动党员工作的党组织。在全国农民工党员中设立“党工委”，当时还真是一件新鲜事，算是一个“重大新闻”。

　　2012年6月底，建党91周年前夕，中组部表彰了一批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年前刚成立的中共固始县委驻北京工作委员会，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获奖名单中唯一的“流动党工委”。

　　鲜亮的奖牌，就挂在党工委租借来的办公室墙上。这个地方，再次成了媒体、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焦豫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固始县是农业大县、也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全县173万人口，有60多万长期在外务工经商，仅在北京就有15万人以上，其中流动党员有近700人。怎样加强流动群体的领导，怎样管理好外出流动的党员，是新时期必须面对的、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到这个党工委调研后称，在“流动中国”出现“流动党工委”，是党建工作一大创新、一次突破、一个成就。

　　把流动群体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固始县委组建这个“流动党工委”，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一次“冒险探索”。虽然这个冒险探索后来被新闻界、学术界、党建工作者称之为“解放思想的重大实践”，但当初采取这个举动确实需要巨大勇气和决心。

　　固始是务工经商人员外出早、人数多、成效大的劳务经济大县。北京市的建筑工地、农贸市场、饭店商铺处处活跃着固始人，五环、六环之间驻扎着若干个“固始村”。

　　曾被称作“盲流”的进城农民工，几乎每个人都有四处碰壁的经历、无处栖身的凄楚，承受过冷眼，被拖欠过工钱，有过被收容的经历，农民工似乎低人一等，属于“二等公民”。现任“流动党工委”副书记刘祥、党工委委员范中华回忆起露宿街头、在水泥管道里安家的生活，连说“往事不堪回首”。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沙粒一样渗透城市各个角落，既是现代城市的建设功臣，又是需要关爱、需要引导的“城市漂流者”。他们收获着财富与喜悦，却又时常举步维艰；他们远离家乡，却又难以融入城市；甚至心理上与城里人矛盾对立。

　　疏于管理，必然带来混乱。

　　农民工流动初期，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固始县流动人口多，问题也多。

　　固始县洪埠乡人乔某，1984年15岁时进京打工，靠着聪明和勤劳，经过多年打拼，成为家产百万的“破烂王”；1999年，他承包了一个小型钢铁冶炼厂，通过偷逃电费等手段牟取暴利，身价蹿至千万。一夜暴富的乔某由于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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