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多来自农村 视接客为种田(2)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去事发地点，文中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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